金石之學自本朝而極盛，咸、同以降，山川所出瓌寶日益衆，如古匋器、古金鈑、古泥封之類，爲從來攷古家所未見。至光緒己亥而古龜古骨迺出焉，此物唐宋以來載籍之所未道，不僅其文字有裨六書，且可攷證經史。今就啚見所及述之如右。

古卜筮之制，故書散失，其儀式多不可攷，見《漢書·藝文志》載“蓍龜十五家”，今都散佚。惟《周官》及《太史公書》尚得見厓畧，今依據兩書，參以目驗，有所是正於經史者凡四事。

一曰灼龜與鑽龜。古人灼龜用荊，謂之燋。（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：“灼以荊。”《儀禮·士喪禮》：“楚焞置於燋。”《注》：“楚，荊也。”《周官·菙氏》《注》：“燋，謂灼龜之木也。”）又謂之焞，又謂之焌。（《士喪禮》：“楚焞置於燋。”《菙氏》：“遂龡其焌。”《集均》：“焞，灼龜火，或作焌。”取明火以灼龜。（《菙氏》：“凡卜以明火，爇燋。”《注》：“杜子旾曰：明火，陽燧，取火於日。”）其灼也必焦黑。（《卜師》：“揚火以作龜，致其墨。”《注》：“致其墨者，熟灼之。”）此灼龜之可攷者。鑽龜一曰作龜，（“大卜作龜。”《注》：“作龜，謂鑿龜。”）鑿龜用契（《菙氏》：“掌其燋契。”《注》：“契，謂契龜之鑿也。”）此鑽龜之可攷者。蓋古人之卜，先鑽後灼，鑽與灼自是兩事，本自分明，故《龜策傳》曰：“卜先以造灼鑽，鑽中已，又灼龜首各三，又復灼所鑽中。”此鑽先灼後之明證。今驗之新出之龜，其鑽迹作○狀，大如海松子仁，以利刃鑿之之痕可辨認，或一或二灼痕，或即在鑽旁，或去鑽痕稍遠。灼痕員形，畧小於鑽迹，此又鑽與灼爲二事之實驗。乃經注家多誤併鑽與灼爲一，如“菙氏掌其燋契”《注》：“《士喪禮》：‘楚焞置於燋。’焞即契，所用以灼龜。”《士喪禮》《注》：“楚，荊也。荊焞所以鑽龜灼龜。”《正義》：“古法鑽龜用荊，謂之荊焞。”殊不知灼龜用焞，鑽龜用契，混契與楚焞爲一者，誤也。且不僅箋注家如此，《周官·卜師》：“揚火以作龜。”其語亦未明了，此箋注家致誤之所由來，非實見鑽與灼之迹，殆不能發見其譌誤。此是正之一端也。

二曰鑽灼之處。古人灼龜，其部分不甚明了。《周官·大卜》：“眂高作龜。”《注》：“眂高，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。龜之骨近足者其部高。”云云。茲驗之今日所出故龜，其鑽灼處皆在腹內之澀面，而不在腹下光滑之處（骨亦然），殆以光滑之處難灼也。其部分則或偏或正，其式不一，此又可據目驗補經史之缺者二也。

三曰卜之日。《龜策傳》載“卜禁日”云：子、亥、戊不可以卜。今證之故龜文字，則以此數日卜者甚多，或此禁忌乃有周以後之說，而今日出土之龜尚在夏殷時故邪？此又可以之補正《史記》者三也。

四曰骨卜之原始。古經史不言骨卜，惟楊方《五經鈎淵》（《初學記》行）言：“東夷之卜用牛骨。”茲驗之今日所得故骨，皆爲牛脛骨，其文字既與龜同，且與龜同出一處，其爲同時物無疑。可知三代時中國久用骨卜，特書闕有間耳。此又可補經史之脫佚者四也。

至其文字之締造与篆書大異，其爲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。爲此龜與骨乃夏商，而非周之確證，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爲夏商而非周者。《周官·占人》：“凡卜筮既事，則繋幣以比其命。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。”《注》：“杜之旾云：繋幣者，以帛書其占，繋之龜也。”玄謂：“既卜筮，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，繋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。”按：無論如杜說爲書占於帛，繋之於龜，抑如鄭說爲書辭於策，繋之於帛，均足證周人非逕刻辭於龜。可知今逕刻文於龜，其非周制而爲夏殷之制顯然可見。且更有足證者。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：“夏殷欲卜者，乃取蓍龜，已則弃去之，以爲龜藏則不靈，蓍久則不神。至周室之卜官，常寶藏龜蓍。”由是觀之，周人之卜一龜，不僅用一次，今逕刻辭於龜，其爲一用即不再用，可知此均足爲夏殷之龜而非周龜之確證。鐵案如山，不可移易焉矣。

癸卯夏拓墨付景印既訖功，爲援據經史綴辭於後，以質海內方聞之士。秋八月上虞羅振玉尗耒員父書于海上寓居之懷新小築。